办公室里像个炸开锅的菜市场。

我端着保温杯，杯口氤氲的热气熏得人眼皮直跳。手里的文件(doc)哗啦啦往桌上一扔，声音不大，却足够让几个正在神神叨叨的中年男人集体缩了缩脖子。

“王校长，这事儿……咱们得有点章程不是？”

说话的是教导主任张建国，四十来岁，头顶的发量堪比刚被野狗叼过的鸡窝，此刻他正用那双浑浊的眼睛盯着我，像是在打量一块需要处理的废品。

我心里翻了个白眼。章程？这学校还能有啥章程？教师罢工一个星期了，讲台被贴满了用订书机钉死的辞职信，学生呢？大部分都拿着转学证明，像一群完成任务的特工，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城市的各个角落。

而我，一个连大学校园都没见过的社会新鲜人，莫名其妙就成了这所烂摊子的最高负责人。

“章程？”我嗓子有点干，伸手又抄起那杯凉得快透了的枸杞水，“张主任，您看我手里拿的是枸杞水，不是鸡毛掸子，您说章程是啥？打狗的棒子？”

张建国被我这句噎得差点背过气去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手指头抠着桌沿的抽屉把手，喉咙里咕噜噜响了几声才挤出一句话：“王校长……您是新来的吧？”他眼神里满是怀疑，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幸灾乐祸。

我没搭理他，目光扫过墙上的校历，九月开学，现在都十二月了，学生人数从两千多锐减到不到八百，连操场都显得空荡荡的。更别提那些调皮捣蛋的小崽子，听说有五个还偷偷组成了帮派，用“三刀六॥五马分尸”的规矩处理看不顺眼的同学。

上头教育局的督查电话，几乎一天一个，每次来人都带着录音笔和照相机，像一群嗅到血腥味的鲨鱼。而下面呢？老师罢工，学生闹事，连清洁阿姨都偷偷摸摸地盗用食堂的剩饭。

我叹了口气，心里那点仅存的职业热情，被现实像钝刀子一样磨得所剩无几。“张主任，恕我直言，这学校……得整点大手术不是？医生建议先洗胃灌肠，再刮骨疗毒，最后……再来个全身大 cancelling？”

张建国一愣，随即噗嗤笑了出来，拍大腿道：“王校长，你这比喻……太狠了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