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晚下着冻雨，我跟李建平在县城招待所最后面那间宿舍里，抢着用唯一能充电的手电筒看报纸。报纸翻到最后一页，白纸黑字的全是“四化建设”和“解放思想”，我嘴里哈着白气，把冻僵的手贴在窗玻璃上，看着外面黑漆漆的雨夜，心里直打鼓。

“真要走了？”李建平问我。他性子比我沉，倒不是舍不得这间能生火炉的宿舍，就是觉得这京城跟他们县里隔着个天大。

我点头，“倒不是因为害怕。就是觉得……这1979年，脑子里塞得太满了。”我揉着太阳穴，“昨天工厂老陈还托人给我带话，说我回厂里搞技术革新，机会难得。可我这会儿，真不知道该不该走。”

李建平是县里重点高中刚毕业的高才生，我比他早两年从县技校毕业进了化工厂。按理说，他应该留在城里当老师，可那会儿教师编制多紧啊。后来听说他被抽调去省里培训，说要带回去一批新教法，这在当时简直像个奇迹。

“你想什么呢？”他伸手把我的手电筒调成最暗的光，“走了还怕回不来？不过真回不来了，那日子……啧，肯定比现在好过。”

我笑骂他，“少屁话。”心里却没底。他们厂里老陈是老好人，可厂里那帮技术员眼珠子比谁都亮，万一我去了反而成了别人下绊子的靶子呢？

雨点敲打着屋顶，发出“噼里啪啦”的声响。我想起进厂第一天，老厂长带着我们参观，指着厂门口那块大标语说：“我们要像海绵一样吸收新技术！”那时候谁不知道，厂门口那块黑板报写得比标语还响亮。

李建平突然跟我说：“要不下次回来给你带点方便面？我认识人，能搞到进口货。”

我眼睛一亮，“真的？那谢了啊！”

“少来这套，”他翻了个白眼，“就你嘴甜。对了，你妈让我下次回去顺道给你带瓶红梅酒，你爸以前特爱喝这个。”

我愣了一下。我爸是县里最好的医生，可在我十几岁那年就英年早逝，家里老宅里至今还留着半箱没开封的红梅酒。要不是后来工厂分了房子，我妈怕那酒成摆设，一直没舍得开。

“你爸……”我声音突然有点哑。

李建平愣了一下，跟着沉默起来。他跟我爸是老战友，后来我爸支援地方，他继续留在部队。